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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对华投资是有出有进的，但总体上是进大于出，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外资撤离潮。”4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发布会上如是回应外界质疑，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并不能说是“潮”。
去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但与此同时，中国外资撤离论的说法甚嚣尘上，每当有国际大公司撤离之际，这种说法更是明显。
“从一季度来看，FDI比去年下半年有所改善，增速水平表现较好。”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刘学智认为，撤离中国的外资企业更多是依靠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企业，“本身是落后产业链的淘汰，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145.7亿元人民币(折348.8亿美元)，同比增长11.3%(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这一水平高于去年全年10.3%的增速。“从今年一季度趋势来看未来FDI的波动会减小，趋近更平稳的走势。”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研究所所长梁桂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投资综合环境依然突出
今年春节前夕，一批外企把部分生产业务从中国迁到东南亚和印度。对此，有报道称，一些世界知名企业的生产部门相继撤离中国，或迁往东南亚国家，或撤回母国，中国出现“外资撤离潮”。
“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关键是要看事实。”沈丹阳直接列出了三组数据，用来回应上述论断。
第一组数据，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今年一月底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14年中国吸收外资1280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流入国。第二组数据，根据上海美国商会《2015年中国商业调查》，有73%和75%的受访企业2014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或者收入增长，有67%的受访企业计划2015年扩大在华投资。第三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1.3%，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这些数据充分反映出我国投资环境的综合优势依然突出，也说明我国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力依然比较强。”沈丹阳指出，中国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力，除了体现在外商普遍看好我国潜力巨大，而且稳定增长的国内市场因素外，也与中国法律制度体系日臻健全，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能力迅速提高有很大关系。
刘学智亦如此认为，外资企业的撤离更多是不适应中国转型升级过程中，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的企业自身行为。
“从去年9月份开始，FDI都呈现出正增长的态势，即使一季度GDP下降至7%，但在全球仍然是高水平，所以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依旧比较可观。”刘学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对外资仍具备吸引力。
2013年成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被视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同时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这种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被推广到近日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中。
“吸收外资环境持续改善，是吸收外资规模持续增长最主要原因。”沈丹阳表示，尽管也有一些跨国公司对投资环境有所抱怨，但这主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的不适应。
外资流向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确实有少数跨国公司对在华业务进行了调整，但总体上看数量非常有限的。”沈丹阳分析说，外资撤离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或者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不善等因素影响。
如果梳理离开中国的外资企业可以发现，“撤离中国的外资企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尤其是珠三角一带，多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加工产业，在低价、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利润收窄，从而倒逼这些外资企业寻找更廉价的要素市场。”刘学智说，外资增速的波动与制造业外资的减少分不开。
商务部数据显示，2001-2014年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从原来2001年的24%，到2014年已经提高到55.4%，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比提高至61.9%。而另一端，制造业利用新增外资的规模和比重则在持续下降。
“即原有的一些制造业外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业务进行了一些调整。”沈丹阳解释道，制造业外资的下降和原有制造业外资的正常调整，“我们认为是正常的”。
刘学智表示，短期来看，集中于制造业的外资企业撤离，会影响经济下降，但是长远来看，这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的结构调整有利。“因为外资集中于服务业比制造业的效益更高，不仅会促进结构转型，而且有利于带动与消费相关的长产业链。”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外资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一定体量的资本集聚，外资在经济总量中的贡献在减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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